高祖功臣侯者年表
正义高祖初定天下，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，若萧、曹等。 太史公曰：古者人臣功有五品，以德立宗庙、定社稷曰勋，以言曰劳，用力曰功，明其等曰伐，积日曰阅。封爵之誓曰：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厉，国以永宁，爰及苗裔。”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，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。
余读高祖侯功臣，察其首封，所以失之者，曰：异哉新闻！《书》曰“协和万国”，迁于夏、商，或数千岁。盖周封八百，幽、厉之后，见于《春秋》。《尚书》有唐虞之侯伯，历三代千有余载，自全以蕃卫天子，岂非笃于仁义、奉上法哉？汉兴，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。天下初定，故大城名都散亡，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，是以大侯不过万家，小者五六百户。后数世，民咸归乡里，户益息，萧、曹、绛、灌之属或至四万，小侯自倍，富厚如之。子孙骄溢，忘其先，淫嬖。至太初，百年之间，见侯五，余皆坐法陨命亡国，丰耗矣。罔亦少密焉，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。
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镜也，未必尽同。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，要以成功为统纪，岂可绲乎？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，亦当世得失之林也，何必旧闻？于是谨其终始，表见其文，颇有所不尽本末，著其明，疑者阙之。后有君子，欲推而列之，得以览焉。
译文及注释
译文
正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，表明有功劳的臣子会封侯，像萧何，曹参等等。太史公说，古时人臣的功绩有五等：依靠仁德安定国家的称“勋”；依靠出谋划策的称“劳”；借助武力的称“功”；明确功劳等级的称“伐”；凭借资历长短的称“阅”。我朝的封爵誓词上讲：“即使黄河细得像衣带，泰山平的象磨刀石了，你们的封国也会永远安宁，还要把对你们的恩泽延及给后代。”朝廷最初不是不想稳固这些功臣们的根本，但那些枝枝叶叶却渐渐的衰微了。
我读了有关高祖给功臣们的封侯的史料，考察了功臣侯们初次受封及他们后嗣失掉侯位的因由，认为，这真是和我所听到的传闻不一样！《尚书》说：“各个邦国都应协调和睦”，直到夏、商时代，有的邦国竟经历了几千年。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，经幽王、厉王之后，在《春秋》的记载上还能见的到。《尚书》上记载了唐尧、虞舜时的侯伯，经历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千余年，仍然保全着自己的地位而屏卫着天子。这难道还不是因为他们深信仁义，遵奉君主的法令吗？汉朝兴起了，受到分封的功臣一百多人。当时天下刚刚安定，以前那些大城名都的人口离散逃亡，可以统计的户口不过原来的十之二三，因此，大侯的封户不过万户，小的只有五六百户。以后几代，民众们都回归故乡了，户口才日益繁衍起来。萧何，曹参，周勃，灌婴这些人的后裔有的封户达到了四万，小侯的封户也增加了一倍，财产也象这样不断积累，他们确实富裕厚足了。于是，这些人的子孙骄傲自满了，忘记了自己祖先创业的艰难，干起了荒淫邪恶的勾当。从开始受封到太初时只有百余年的时间，而原来的侯爵保持至今的只剩下五家，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，一下子就全完了。这由国家法网渐渐严密的缘故，然而他们自己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当世的禁令啊！
生活在今世，记住古代的道理是要把它当作镜子来对照自己，可不一定今天就与古代完全一样。帝王们完全可以制定不同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，主要还是以成就功业为原则，岂能完全一样？观察功臣侯门为什么受到尊荣恩宠和为什么受到废黜羞辱，也是当今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，何必非得古代的传闻！在此，我考察了功臣侯们的始末，把关于他们的文献改列成下表，其中有有些没能完全弄清本末之处。不过，以后如果有人想继续推究和说明其中的道理，这个表还是可以参阅的。
注释
<1>“社”，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的土神。“稷”，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的谷神。“社”、“稷”连言，则用以代指国家。
<2>“等”，等级。这里泛指各种带有等级的国家制度。
<3>“封爵之誓”，汉高祖封侯时有约誓，欲使功臣所得爵位世代相传。誓词以丹色刻写在铁券上，即所谓“丹书铁券”。
<4>“河”，黄河。“带”，衣带。“使河如带”，使黄河变成衣带一般狭小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以此来譬喻久远。
<5>“厉”，磨刀石。“泰山若厉”，使泰山变成磨刀石一样短小，这同“使河如带”一样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此句意在表示久远。
<6>“爰”，音yu2n，乃，于是。“苗裔”，子孙后代。“爰及苗裔”，此四句誓词《困学纪闻》十二引《楚汉春秋》作“使黄河如带，太山如砺。汉有宗庙，尔无绝世”。
<7>“根本”，指汉高祖时期始受封的功臣。
<8>“枝叶”，指功臣侯者的后裔。“陵夷”，衰颓。
<9>“余”，我。“读高祖侯功臣”，阅读高祖对功臣进行封爵的记载。这种记载，即是当时的侯籍。
<10>“异哉所闻”，此谓异于下文提到的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记载的情况，并不是异于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厉”云云之意。
<11>“《书》”，即《尚书》。“协和万国”，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。《尧典》作“协和万邦”。“邦”改作“国”，避汉高祖刘邦讳。在《尧典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尧使各个邦国之间关系和协。
<12>“幽”，周幽王，周宣王之子，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。在位期间，为政昏乱，被杀于骊山下，西周灭亡。事迹详见本书《周本纪》。“厉”，周厉王，周夷王之子。执政期间，剥削繁苛，压制舆论，公元前八四一年，国人暴动，厉王出奔彘（在今山西霍县），十四年后死于彘。事迹详见本书《周本纪》。
<13>“唐虞”，即陶唐氏和有虞氏，皆为传说时期的远古部落，其首领前者是尧，后者是舜。<14>“蕃”，与“藩”字通，屏障的意思。
<15>“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”，据表间所列，高祖功臣侯者一百三十七人，另有王子四人，外戚二人，共一百四十三人。实际上，高祖功臣受封为侯的，本表尚有漏载者。
<16>“萧、曹、绛、灌”，指萧何、曹参、绛侯周勃、灌婴。
<17>“太初”，汉武帝年号，凡四年，时当公元前一○四年至前一○一年。
<18>“见”，与“现”字同。“见侯五”，指平阳侯曹宗、曲周侯郦终根、埤山侯仁、戴侯秘蒙、谷陵侯冯偃。
<19>“秏”，与“耗”字同，意为无、尽。
<20>“罔”，与“网”字同，法网。“少”，稍略，略微。
<21>“兢兢”，小心谨慎。
<22>“绲”，与“混”字通。
作者简介
司马迁
司马迁（前145年-不可考），字子长，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，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司马谈之子，任太史令，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，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，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（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）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，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，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成就
作品
出狱后，司马迁改任中书令，发愤撰写史书，亦欲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——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书名，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，东方朔佩服不已，将其命名为《太史公书》，后世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
“史记”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，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。但后来因为《太史公书》的影响，大约在东汉时期，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。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后，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，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，流传后世。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郑樵称：“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作”。鲁迅称誉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：“司马迁参酌古今， 发凡起例，创为全史，本纪以序帝王， 世家以记侯国，十表以系时事，八书以详制度，列传以志人物，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，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历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货殖思想
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的开篇，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，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“顺应自然”、“无为而治”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。
开篇所引《老子》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：“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”这段引文省去了《老子道德经》原文中“小国寡人，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，使人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”几句，并补入了“至治之极”四个字，由此可见司马迁对《老子》这段话的重视，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——“必用此为务”。
在这里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，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。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，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“小国寡人”和奴隶社会“使民”如何的思想，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“与时迁移”思想(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)。
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，其核心是天道自然，要旨是人民的足欲。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大同理想相并论，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，而前者重自然演进。王充在《论衡命禄》中引用“太史公曰”，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“天道自然观”思想。太史公曰：“富贵不违贫贱，贫贱不违富贵。”“夫富贵不欲为贫贱，贫贱自至；贫贱不求为富贵，富贵自得也。春夏囚死，秋冬王相，非能为之也；日朝出而暮入，非求之也，天道自然。”
天文成就
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，首先要提出司马迁。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，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。其实只要仔细读其《史记》的《天官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，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。
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，绝对不会自划范围，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。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，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。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，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，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。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，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，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。
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，完成《史记》及“推古天变”之任务，并明确表述为“通古今之变，究天人之际”，其结论表述在《天官书》中，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、彗星三见等星象，联系点天子衰微、诸候力政、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，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，一百年一中变，五百年一大变，三大变为一纪，三纪而大备的“大数”，最后才认为“天人之际续备”。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，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。
此外，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，表述如下（亦记载于《天官书》中）：“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，考察历史上的事变，发现在100年之中，五星皆有逆行现象。五星在逆行时，往往变得特别明亮。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，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。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，都是位置不变的，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，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。这是星象学中作为‘经’亦即不变的依据。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，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，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。这是天文学中的‘纬’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。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，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