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世家赞
太史公曰：《诗》有之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这首诗属于: 古文观止
译文及注释
译文一
太史公说：《诗经》上有句话：“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，宽广的大道可以循着前进。”我虽然不能到达那里，但是心中一直向往它。我读孔子的书，由推理可以知道他的为人。
到了鲁国，看到孔子的祠堂、他的车子、衣服和礼器，许多儒生在他家里按时演习礼仪，我徘徊留恋，舍不得离开。
天下的君王以及贤人是很多的，（他们大多是）当时的荣耀，死后就完了。
孔子是一个平民，传到十几代，读书的人都尊崇他。从天子王侯，到全国研究六经的人，都以孔子的学说作为准则，孔子可以说是道德学问最高尚的人了！
译文二
太史公说：《诗经-小雅-车辖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高山吗，人人都仰望着，大路吗，个个都可通行。”虽然不能人人都能登上那高山绝顶，踏上那大路坦途，但心总是向往着它。我读着孔子的书，便想见他的为人。到了鲁国，参观孔子的庙堂、孔子用过的车子、穿过的衣服以及祭祀器具，见到众儒生按时在他家里演习礼仪，我恭敬地徘徊留连，不肯离去。自古以来，天下的君王以及贤人太多了，一般都在当时荣显，死后也就完了。
孔子是普通的百姓，传了十余代，学者仍然尊崇他。从天子、王侯起，中国讲说“六艺”的人，都以孔子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。孔子，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圣人了。
译文三
太史公说：《诗经》有这样的话：“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，宽阔的大路让人行走。”
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，然而内心非常向往。我阅读孔氏的书籍，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。去到鲁地，观看仲尼的宗庙厅堂、车辆服装、礼乐器物，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，我流连忘返以至留在那里无法离去。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，是很多很多了，生前都荣耀一时，死后也就完。
孔子是个平民，传世十几代，学者尊祟他。上起天子王侯，中原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，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！
注释
选自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（中华书局1959年版）。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，每篇最后都以“太史公曰”的形式，对所记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加以评论，一般称为赞。赞，文体名。本文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赞，是作者对孔子的评论。
太史公：司马迁的官名，用以自称。
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：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车舝（xiá）》。仰，这里是仰慕、敬仰的意思。景行，大道。这里喻指高尚的品德。行，这里是效法的意思。止，句末语气助词，无意义。
乡：通“向”。
适：往。
祗（zhī）回：相当于“低回”。流连，盘桓。祗，恭敬。有的版本作“低回”。
布衣：没有官职的人。
《六艺》：指六经，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
折中：调和取证。
评析
司马迁读孔子著作之际，在内心深处极为敬佩这位古代的圣人。在司马迁看来。孔子是一座巍峨的高山，使人仰慕。来到孔子故居之后，他对孔子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向往之情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他见到了孔子的庙堂、车服、礼器，见到这些与孔子密切相关的器物以后，好像孔子的形象就在自己的眼前。司马迁在孔子故居还见到许多儒生按时在他家中演习礼仪，儒生的习礼是那样的虔诚，可见孔子的思想有着巨大的精神魅力。此情此景，司马迁被强烈地吸引了，以至不愿离开圣人的故居。
《孔子世家赞》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结束语。孔子原本不是王侯将相，但司马迁却把他列入“世家”。他不是完全按照官本位来处理历史人物，他把孔子当做古代的圣人来看待。这说明司马迁颇具远见与卓识。
在写作手段方面，此文为虚实结合。开篇引用《诗经》的话，抒发作者的感慨，乃是凭虚而起。中间部分叙写在孔子故居的所见与感受。结尾部分用“可谓至圣矣”来做结论。令人信服。
作者简介
司马迁
司马迁（前145年-不可考），字子长，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，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司马谈之子，任太史令，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，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，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（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）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，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，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，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成就
作品
出狱后，司马迁改任中书令，发愤撰写史书，亦欲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——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书名，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，东方朔佩服不已，将其命名为《太史公书》，后世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
“史记”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，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。但后来因为《太史公书》的影响，大约在东汉时期，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。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后，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，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，流传后世。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郑樵称：“六经之后，唯有此作”。鲁迅称誉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：“司马迁参酌古今， 发凡起例，创为全史，本纪以序帝王， 世家以记侯国，十表以系时事，八书以详制度，列传以志人物，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，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，历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货殖思想
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的开篇，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，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“顺应自然”、“无为而治”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。
开篇所引《老子》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：“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”这段引文省去了《老子道德经》原文中“小国寡人，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，使人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”几句，并补入了“至治之极”四个字，由此可见司马迁对《老子》这段话的重视，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——“必用此为务”。
在这里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，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。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，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“小国寡人”和奴隶社会“使民”如何的思想，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“与时迁移”思想(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)。
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，其核心是天道自然，要旨是人民的足欲。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“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大同理想相并论，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，而前者重自然演进。王充在《论衡命禄》中引用“太史公曰”，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“天道自然观”思想。太史公曰：“富贵不违贫贱，贫贱不违富贵。”“夫富贵不欲为贫贱，贫贱自至；贫贱不求为富贵，富贵自得也。春夏囚死，秋冬王相，非能为之也；日朝出而暮入，非求之也，天道自然。”
天文成就
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，首先要提出司马迁。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，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。其实只要仔细读其《史记》的《天官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历书》，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。
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，绝对不会自划范围，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。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，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。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，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，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。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，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，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。
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，完成《史记》及“推古天变”之任务，并明确表述为“通古今之变，究天人之际”，其结论表述在《天官书》中，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、彗星三见等星象，联系点天子衰微、诸候力政、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，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，一百年一中变，五百年一大变，三大变为一纪，三纪而大备的“大数”，最后才认为“天人之际续备”。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，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。
此外，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，表述如下（亦记载于《天官书》中）：“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，考察历史上的事变，发现在100年之中，五星皆有逆行现象。五星在逆行时，往往变得特别明亮。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，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。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，都是位置不变的，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，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。这是星象学中作为‘经’亦即不变的依据。而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，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，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。这是天文学中的‘纬’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。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，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。”